股票短线配资 50年长津湖战役中,志愿军战士冻死上万人,谁该对此负主要责任?

“1972年初春,鸭绿江畔,一位老排长拍拍身边的新兵肩膀:‘娃娃股票短线配资,你知道当年长津湖有多冷吗?’” 新兵愣住,只听老人喃喃,“零下四十度,人一口气都能结冰”,那一瞬,氤氲的水汽像是又把人拖回1950年的冬夜。
距离第一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不过一个多月,第二批——番号第九兵团——在胶东半岛集结。时间紧、任务重,参战消息只锁在营以上军官的保密柜里。火车轰鸣,十五万官兵南装北上,车窗外的寒流比刀还割肉,却没人预料到真正的恶战是在极寒里抢出来的。

最初的计划,九兵团本应在辽宁接收成套冬装。可彭德怀临时改变入朝通道,为的是让美第十军摸不清来路。桥梁装卸、仓储分配全得推倒重来,大部辎重被迫弃在山东港口。有人算过账:一节车皮棉衣能换三门山炮,可制空权在美军手里,零散火车队就是活靶子。换成你指挥,你敢把官兵押在车上等棉衣吗?
南方兵怕冷这是老问题。九兵团前身华东野战军,他们在江西、福建、浙南打惯了伏击战,初到东北便感冒成片。首批进入肃川地区的20军,第58师行军四昼夜,一口热汤没沾。指导员回忆:“槐树叶子脆得像玻璃,只要碰一下就碎。” 这样的自然条件,把任何后勤疏忽都放大成灾难。
与其说是后勤失误,不如说是战略取舍。1950年11月,联合国军已越过“三八线”,通往清津港的公路打通在即。一旦麦克阿瑟的“圣诞节攻势”实现,志愿军工事将被后方火力撕裂。毛泽东与彭德怀反复通电话,最终下令:“宁可冻死,也要截住陆战一师。” 这句狠话并非残酷,而是基于当时“打得一拳开”的判断——不把美军王牌咬破,朝鲜战局就会整体崩盘。

恶劣天气随后将所有账目抹去细节。官方气象记录显示,战役期间咸镜北道夜间最低温度达零下43℃,恰逢寒潮叠加季风。按照美军卫生报告,陆战一师冻伤7328人,其中全身冻僵死亡约二百。对装备精良者尚且如此,第九兵团两只手套兑换一条冲锋枪也并不夸张。很多连队只发到单层棉衣,袖口还得削成条给枪机盖保温。
战后数据汇总:九兵团战斗减员19200余,非战斗减员近三万。数字一出,质疑声直指司令员宋时轮。可查阅中央军委批示就会发现,宋时轮在战前发往总部的后勤电报共有七份,要求补充冬装、罐头、药品,字里行间急迫到可以当作求救信。运力被封锁,他却没有权力改变战略节奏。
更大的阻力来自空中。美海空军每天投入二百多架次,对华东起运线和鸭绿江铁路桥实行“十字封锁”。运输车一旦白天出动,只需两枚凝固汽油弹便化为火球。志愿军改用夜行,但零下三十多度里卸货,棉衣还没穿热就被喷灯点上冰碴。很多列车干脆在沈阳一带改卸,物资再靠步兵背负。能走出山口的,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有人拿粟裕做对比,认为若换帅可减少伤亡。理论上,大穿插战术并非不可调整,可战场态势不容重来。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步步为营,沿途修机降点、构筑炮阵地,等于用飞机与火炮给自己安上了“活动城墙”。九兵团若再迟一周发起突击,美军集群火力将更密集,势必引来另一种规模的流血。究竟是“冻”还是“炸”,命题残酷却必须二选一。
眼下再去追问“主要责任人”更像一场道义裁判。将矛头指向宋时轮简洁有力,却忽略了当时的通讯、气象、后勤系统整体处于极限运转。那是一场“仓促之中的豪赌”,筹码包含天气、火力、情报乃至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。
必须交代的细节是: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后给宋时轮亲笔信,“伤亡虽巨,歼敌主力,扭转全局,不辱使命。” 这封信公开后,关于“谁负主要责任”的讨论就低了下来。对一支刚刚从解放战争走出的军队来说,没有哪一位将领能独立扛下如此复杂的后果。

当然,非战斗伤亡高企还有教训。同年12月,总后勤部在丹东召开紧急会议,首次提出“全季适应制式”,并从苏联采购三万套防寒服。对志愿军后续几次战役,包括金城守备作战,这批装备起到关键作用。换言之,九兵团用生命为后勤体制补了最痛的一课。
七十二年过去,冰雕连依旧是人们谈起长津湖最先浮现的画面。若要给那三万冻伤与冻亡战士写名册,责任名单会长到无法落笔。或许正因如此,才有人在松骨峰下默默立下一块小木牌,上面写了五个字:“此地无后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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